在中国近代史中,阎锡山是一位举足轻重的政治人物。民国建立后,阎锡山执掌山西大权长达38年,为全国所仅见,山西一度成为全国争相追捧的“模范省”。阎锡山能有如此作为,依靠的是晋军这支强大的军事力量,晋军的壮大、扩充则在于学兵团为其源源不断地培养和输送中、下级军官。学兵团后来改称为山西军官学校、北方军官学校,校长一直是荣鸿胪。荣鸿胪还曾任太原警备司令等多项要职,是阎锡山在抗战前倚为柱石的军政大员。
一、军旅生涯
荣鸿胪( 1885- 1966), 字甲三，山西浑源裴村人，自幼喜习剑骑马、舞枪弄棒,在乡.间,遇到不平事，立即挺身而出,人们将其视为西汉游侠郭解。荣家是裴村的大姓,其父荣彩藻( 1864-1918),字子冕,同治年间的贡生,一生以耕读为业,爱好文娱、听戏,善拉胡琴。荣彩藻育有三子，次子鸿胪,三子鸿儒( 1888- 1926, 字通三),兄弟三人均受业于沙岭铺村贾老先生门下。光绪二十八年( 1902)以后,三晋名士郭象升被聘任浑源中学堂总教习,荣鸿胪兄弟一度 成为郭象升的门生。光绪三十一年( 1905),清政府发布了停止科举考试的诏书,山西陆军小学堂在全省范围内招生,荣彩藻认为在当前形势下,习武比习文更具实用价值，于是决定让鸿胪、鸿儒兄弟俩到太原学习军事。荣彩藻给儿子作出的前途选择很有见地,让长子留在身边打理家业,让次子、三子外出求学，在当时是一种稳 妥的策略。陆军小学堂在省会太原，总办是人称“胡小辫”的胡元泰,监督是邓杰陶,提调是田锦章。陆小的学习期限为三年,第一期学生共编了 六个班，每班有一个学长,课程既有文化课也有军事课,文化课有国文、英文、日文、算术、历史、地理、格致等,军事课有典范令、操场训练和野外训练,分有英文班和日文班两个讲堂,以国文、英文、日文和算术为主课。荣鸿胪、张培梅、张煌、路俊、任秀等人是光绪三十二年( 1906)人学的第一期学生，孙楚、周玳、杨爱源、崔伯岳、荣鸿儒、杨澄源、张甲第等人是光绪三十三年( 1907)人学的第二期学生。荣氏兄弟先后在陆军小学堂就学,在偏僻的浑源州城被传为佳话。
在陆小学习期间,学生们来自五湖四海,看什么都觉得新鲜,常在一起嬉戏玩闹,这让荣鸿胪不以为然。他叹道:“内胡外寇,破碎山河,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公等尚梦梦耶!”从此,他立志为救国读书,毫不在意冬季的寒冷和夏季的炎热。那时,荣鸿胪除了学习开设的课程外,对于从西洋引进的新思潮、新文化的其他书籍,只要一看到就购买、阅读，中西文化的碰撞与交融使他深受启发,由此种下了革命民主的种子。当时，全国设有四所陆军中学堂:北京清河设陆军第一-中学堂,武昌设陆军第二中.学堂,南京设陆军第三中学堂,西安设陆军第四中学堂，3年毕业;在全国设一 所保定陆军军官学堂。所在陆军系统各级学生的一-切膳宿、服装、图书文具等学习用品和生活用品，完全由国家供给。陆军小学堂毕业生，保送本地区的陆军中学堂;陆军中学堂毕业生,保送国立的保定陆军军官学堂。
宣统元年(1909年),荣鸿胪等一期陆小生按规定已经毕业,因北京清河陆军第--中学堂房舍尚未建成,故又延长学习一年。这一-年,26岁的阎锡山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回国,充当陆军小学堂教官,就在这大半年时间中,阎锡山与荣鸿胪建立了师生之谊。
宣统二年( 1910),荣鸿胪等同学就被保送至北京清河陆军第一中学堂就读。
宣统三年(1911)6月18日,因时局动荡等多种因素,荣鸿胪、荣鸿儒等同学从陆中第一中学堂肄业,提前结束学业,在保定人伍从军。10 月,武昌起义爆发,各地纷纷响应,荣鸿胪在部队里秘密纠合同志,组织“铁血团"准备谋事,结果因消息泄漏引起了清廷的注意。其时,清廷大员怀疑荣鸿胪这批刚入伍的一千余名学生兵都是革命党，于是下令调其他军队将这批学生兵集体包围,再勒令全部解散。荣鸿胪兄弟星夜从保定逃回太原，投奔业师阎锡山,赞佐戎机，成为山西光复的积极参与者。
荣鸿胪素有大志,一直以未能完成学业为憾。民国元年(1912)7月,山西都督府通令各陆军中学堂一二期毕业生,统于8月1日到保定国立军官学堂报到,荣鸿胪兄弟果断辞掉差事,进入保定军官学堂(后改称为学校)第一期的骑兵科求学。荣鸿胪分在骑科一连,荣鸿儒分在骑科二连,学习了两年。
民国3年(1914),荣鸿胪从保定军校毕业,被委任为河南开封骑兵旅见习军官，由此奔走于直、鲁、鄂、豫数省间,所率者皆刚毅之士。民国5年(1916),荣鸿胪等山西籍军官回到山西,在晋军发展,历任排长、连长、督军府副官等职。
民国6年(1917)8月，“护法运动”爆发,形成了南方孙中山势力和北方段祺瑞政府的南北对峙局面。阎锡山审时度势,决定依附北京政府,并应段祺瑞的要求出兵湖南,派悍将商震率兵出晋境指挥作战。9月,商震率晋军第一混成旅和一个炮兵营,长途跋涉,远征千里之外的湖南敌军。在--次激烈进行的战斗中,湖南友军脱离战场不予驰援,情况不明的晋军被包围缴械,致使全军覆灭。商震仅带数名亲信逃至汉口的旅馆,在那里观望形势，畏罪不归。
阎锡山听到晋军失利的消息，急派副官荣鸿胪等人赴汉口一带打探究竟,荣鸿胪见到商震后,再三劝说:“老总(指阎)说:‘兵家胜败,古之常理',老总叫你们一定要回太原，老总决不怪你。”商震口里说“多谢老总”,但对于动身不置可否。荣鸿胪等了几日,看商震没有回晋的意思，只好先行返回太原,不久被任命为第五团第二营营长。阎锡山在派出荣鸿胪后没几天,恐怕他招不回南征军余部，便又派副官长李德懋等人前往汉口接人。商震看到阎锡山心意极诚,盛情难却,这才同意和李德懋一道回转太原。商震率杨爱源、周玳等残余军官回到太原后,阎锡山对他们温言抚慰,接风洗尘,果真毫无怨言。事后,太原社会上流传着两句打油诗:“大将南征胆气豪,交枪没有打收条。”嘲笑这次损兵折将的远征。
经过这次战事,阎锡山深感晋军战斗力不强，决心训练一批军队下级军官,以提高作战指挥和统驭能力。民国7年( 1918)秋季,阎决定筹办“学兵团干部训练队"(简称干训队),为即将成立的学兵团培植基础力量,商震被委任为团长,荣鸿胪任团附兼学兵干部训练队队长主办其事。“干训队”共录取学兵三百余人，编为三个队,每队辖四个分队，每个分队设3名队副(,全团共36名队副,这些队副都是保定学校第五六期毕业归来的见习军官,如楚溪春、李生达、王靖国.李服膺、张荫梧等人，他们以后都成为晋军的高级将领。
民国8年(1919)6月，“干训队”分赴大同、临汾、潞安及太原四地招生,共招高小毕业生1200人,按一个团的编制,编成三个营十二个连。“干训队”圆满完成招生任务后，最初的使命完成,遂正式更名为“学兵团”，团部及第一、二营在东仓巷,第三营在坊山府,荣鸿胪被擢升为学兵团团长。
荣鸿胪曾说:“辛亥革命,军学之力也;不彻底,军学之耻也。武装同志过少,欲求彻底得乎?吾长学兵团,吾之愿,吾之幸也!”因此,他将办军校视为重大的事业,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军校的管理中。为了方便行事,荣鸿胪保荐与自己交好的原保定军校同学程绍岩、张甲龄来协助办学。程绍岩被委为中校团附,张甲龄被委为少校团附,从此，他们三人共事达十余年,结为莫逆之交。
8月1日,学兵团第一期学员举行开学典礼,阎锡山亲临讲话,号召学员们“敦品励行”,在全省官兵中作出榜样,担负起“保境安民”的重大责任。学兵团的课程分为普通课和军事课,普通课有国文、英文.算术、历史、地理等,军事课以步兵典范和野外操作为主,学兵的中士待遇为每月8元,下士每月7元，学兵- -律每月6.3元。全团排长以上军官,每逢星期日须到督军署自省堂举行“自省",亲聆阎锡山和其他高级军政人员讲话;学兵每逢星期日在团内,有时也到督军署自省堂举行“自省”,由团长或其他高级军官讲话。
学兵团的办学经费系挪用自陆军部备案的步兵第九团,故对外称“步兵第九团”;学兵团讲授中学课程,故报请教育部备案定名为“斌业中学”;对省内则称为“学兵团”。学兵团、步兵第九团、斌业中学这三个名称同时使用,是一一个三而一、一-而三，既文且武的混合组织。学兵团第二期时,中校团附程绍岩调任为第一营营长 ,张甲龄晋升为中校团附,另委孟兴富为少校团附。同期,团内成立汽车教练所,荣鸿胪兼任所长。
民国11年(1922),阎锡山为了加强训练,认为斌业中学已不适应当时的学校情况，即将斌业中学改称斌业学校，内设专门部和中学部,专门部又分为机械专门与化学专门两部。课程有军事课、术科和普通课,军事课有战术、筑城、地形、兵器等四大教程,术科为重机枪、迫击炮、山炮、野炮之训练,普通课有大代数、微积分理化、英文、法文、机械、电气等课程。
其时,斌业学校有一一个学兵班长叫董其武。民国11年3月的一天，学校安排学兵们栽树,董其武便带了10个学兵到附近的体育馆,征得馆长同意后在那里挑水。督军府离这个地方很近,一一位不讲理的督军府副官因挑水问题与学兵们发生争执,将--位挑水的学兵打破了头,董其武闻讯后带领其他同学与那个副官论理,话不投机,将那个副官狠揍了一顿。事后,督军府的人找到学校,要求校方严罚打人学生,校长荣鸿胪将董其武关了一个星期禁闭,并要召开全校大会再打100戒尺。董其武抗辩道:“我不理，不接受。”荣鸿胪说:“你不接受,开除你!”董其武从此脱离学校,自寻从军之路。后来,当年那个血气方刚的学兵董其武,官至绥远省主席兼全省保安司令部司令,在解放前夕率部起义，成为解放军高级将领。
民国13年(1924)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阎锡山与倒戈反直的冯玉祥共同拥戴段祺瑞出山,并派晋军出兵石家庄阻止直系援军北上，致使吴佩孚率领的直系主力孤立无援,被奉系军队打得大败。战争结束后,晋军将领论功行赏,荣鸿胪被提升为第九旅旅长兼第十七团(即学兵团)团长,学兵团的多数学员分赴各部队担任下级军官。
民国15年(1926)夏,阎锡山同奉、直系联合对抗冯玉祥所辖的国民军，史称“倒冯”战役。面对复杂的战争形势,阎锡山积极扩军备战,荣鸿胪除仍领前述职务外，还被任命为太原卫戍司令、太原城防司令以及第六路司令,阎锡山深恐兵力不足，又成立了一个由荣鸿胪任旅长的补充旅。
晋北一带是晋军和国民军的主战场,战况非常激烈,荣鸿胪的家乡浑源正处于交战区内,荣家在浑源的财产被国民军乘乱洗劫--空。荣鸿儒时任晋军第三混成旅第六团上校团长,驻守在左云城内,国民军石友三部围攻左云数十天,均被荣鸿儒率部阻于城墙之外。7月1日,国民军士兵在一口棺材里装满炸药,炸开左云城东北角城墙,荣鸿儒率余部在巷战中阵亡。10 月，国民军在晋、奉、直三方联合攻击下,被迫败走绥远以西的五原一带,晋北战争结束。晋方在这次战争中获利颇丰，晋军因占领了绥远地区,从此被称为“晋绥军"。
战事结束后,阎锡山为荣鸿儒隆重召开追悼会,追授荣鸿儒为陆军少将,发给家属抚恤金一万大洋,将其灵位请至太原文庙供奉。左云人念荣鸿儒守城有功,在左云城外(原食品公司后院北面)修建“荣长祠”,雕刻了荣鸿儒的大理石塑像,旁边还雕有卫兵塑像，当地将“荣长祠”俗称为“荣团长庙”。
在太原,参与作战的晋军将领们喜气洋洋,论功行赏之际，各旅、团长等均升任师、旅长等职,惟独补充旅军官毫无变动,这让荣鸿胪十分不快。一日,阎锡山召荣鸿胪至其私寓说:“我想让你专心办军事教育,为咱们培养一批军事干部。 至于补充旅,看那两个团长,懦弱胆小，如何能带兵打仗?我意将其遣散,充实各部缺额。
打了胜仗,别的将领升官发财,惟将自己所辖的补充旅遣散,真是欺人太甚!荣鸿胪又想到浑源家中财产被国民军劫掠一空,胞弟在战斗中阵亡，真是旧恨新怨,集于一身。他气愤填胸,朗声答道:“与其遣散,何若整营拨交他部;至于两个团长不堪胜任,也不能以貌取人，况魏树鸿系商震介绍给督军的，督军让他来我部任职。既然如此,我也无能，请督军另请高明!”说罢作一长揖,径自扬长离去。
次日,荣鸿胪即备文呈辞去本兼各职。阎锡山批复:“应以国家为重,辞职一事暂勿庸议。”并着赵戴文探望挽留。荣余愤未息,接连三次呈辞,均未获准。其后,多位友人的劝慰他:“不必固执己见,以免引起阎之不满,于已不利，可暂忍一时。”荣鸿胪怒气渐消，这才不再提辞职之事。
数日后,阎锡山将学兵团更名为山西军官学校，自任校长,委任荣鸿胪为“山西军官学校"校监。阎锡山再次召见荣鸿胪,安慰道:“你那脾气还未改，和我闹了多大别扭,我对你还能有别的用意吗?现在我当校长,你当校监,你意下如何?”荣氏默不作答。其时，荣鸿胪身兼七职,其中有第六路司令、太原卫戍司令、太原城防司令、第九旅旅长、第十七团团长等职，可谓兵权显赫,因此对校监--职并不在意。
又过了数日,阎锡山又召见荣鸿胪称:“我事情很忙,军官学校校长一职，还是你来干吧。”次日即委任荣鸿胪为山西军官学校校长。从此,“学兵团-斌业学校-第十七团”这个“三位一体"的混合组织正式改称为山西军官学校了。
荣鸿胪受任后,马上开始着手整编。他保荐程绍岩为军官学校教育长;曹鉴清为步兵科科长;张甲龄为骑兵科科长;樊殿杰为炮兵科科长;周承锟为工兵科科长。“科”下面设“队”,初始编步兵科2个队,骑兵科、炮兵科、工兵科各1个队,专授军事学术科,规定学员两年毕业,毕业后充任部队下级军官。
军校成立初始,设备简陋,不敷教练应用。那时,有一首“骑科没马,炮科没炮,工科又没架桥材料”的顺口溜在太原社会上广为流传。
民国16年( 1927)6月,阎锡山在北伐战争中与蒋介石结盟。南方北伐军进占武汉后,阎将山西军官学校改称为北方军官学校,荣鸿胪仍任校长。民国17年(1928)春夏间,晋军将奉系势力逐出关外，阎锡山就任平津卫戍总司令,控制了晋、冀、察、绥四省和北平、天津两市,代替了奉系张作霖的统治。10 月,荣鸿胪兼任太原戒严司令部司令,后随部进驻河北，,兼任保定警备司令部司令等职。此外,荣鸿胪和程绍岩、张甲龄还被邀任为黄埔军校的教官。
民国19年( 1930)4月，阎锡山联合冯玉祥、李宗仁共同“倒蒋”，“中原大战”爆发。5个月后,张学良率东北军人关调停,“倒蒋”联盟瞬间瓦解,阎锡山被迫下野。阎锡山退居老家五台县河边村,荣鸿胪亲赴河边村见阎,询问北方军校如何处理，阎告以“暂行停办”。荣回太原后即办理结束手续,将北方军校第三期毕业生分发各部队任用,学校至此停办。
学兵团自1919 年春季创办，至1930年冬季北方军官学校结束,前后经过12年办校历史,荣鸿胪均为校长。在12年中,荣一手培养出约六千余名晋军将领,有不少毕业生在日后升任为晋绥军的高级将领,如于镇河、刘召棠、马良等师、旅长,后人称:“凡出君门墙者,战功固著,义烈尤彰,其视死如归之精神,皆君陶冶成之也。”实非过誉之言。
总之,荣鸿胪教养英才,保卫地方，深为阎锡山所器重。他所造就的六千多名晋军将领,为晋绥军的发展、扩张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所军事学校也被誉为“山西的黄埔军校”。
二、盛极而衰
阎锡山下野后.退居河边村.山西军政大事就由徐永昌.杨爱源两人负责主持。徐永昌与杨爱源的公开职务是晋绥警备总司令及副总司令。
阎锡山在中原大战失败后通电下野,标志着他问鼎中央权位企图的破灭。但对一个拥有相当实力的地方实力派诸侯来说.他并不情愿退出政治舞台,而是以退为进.仍暗中操持着一切。南京国民政府不理这一套,而是步步紧逼,军政部部长何应钦给山西众将领们强硬地发电文称:“百川兄果识时知机，应即离晋去国!兄等为各方计,当劝其觉
悟，不宜缄默!”在山西的赵戴文、商震,周玳、荣鸿胪等大员经会商,决定向张学良致电希图转閾:。“百公已于支日下野,即日归田,军政各事,已不闻问。至出国一节,不成问题。惟现因劳瘁之余,胃病甚剧，正在治疗中。弟等深盼我兄主持正义,有公平办法,以善其后也。谨布腹心,伫候明教。”
不久,山西方面应南京政府要求,派荣鸿胪、吕成.黄胪初为代表,先赴郑州会晤贺国光参谋长.后赴南京晋谒蒋介石、何应钦等大员.斡旋山西善后问题。以商震.徐永昌、杨爱源为首的20余位山西军政大员联名给蒋介石、张学良发电称:“阎公既经下野,决定出洋,惟有秉承教令.勉维现状。兹派荣鸿胪、吕成.黄胪初晋谒钧座。敬祈训示,俾有遵循,不胜屏营待罪之至。“同时.派温寿泉、梁汝舟前往沈阳,面见张学良.借以向南京疏通。
然而,南京方面一面坚持“百公不出洋,无以善其后”,一面派飞机两次轰炸太原，以武力威胁過迫阎锡山。阎迫于压力.只好带随从数人从河边村由大同赴天津,转至大连避难。
阎锡山离开山西后.国民政府与晋方就晋军编遣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磋商,在张学良的主导下.至民国20年(1931)2月13日达成协定。晋军原18个军.除保留商震.徐永昌杨爱源.傅作义4个军外.孙楚部编成护路军.其体制与各军同。另外,警备军为3个团,以荣鸿胪为警备司令;李服膺部缩编为一个师,归徐永昌节制;騎兵缩编为3个旅，以赵承绶为司令。
在山西善后问题上,荣鸿胪作为晋方首席代表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在此期间获到两项任命,一是在民国20年1月16日被委任为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参议,一是在3月 被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任为山西省警备司令部司令，可谓是晋方高级将领中的中流砥柱。
阎锡山留下的权力真空使得各方势力跃跃欲试，均欲分一杯羹， 太原城内暗潮汹涌。其时，主要有三股政治力量在激烈角逐:- .是张学良的势力,他率部人关后，作为战胜方负责改编晋绥军，直接左右着山西时局;二是蒋介石的势力,南京方面一直在试图寻找在山西的代理人;三是阎锡山的势力,效忠于阎锡山的嫡系将领始終对其东山再起抱有希望。
蒋守一是实业部长孔祥熙的代表，可以视为南京方面的线人，据他在民国20年(1931)8月5日的歌电中，将晋系将领的内部矛盾向孔祥熙作了报告:“谨将晋将领之派别及各人主见分别呈报，仰乞参考:傅宜生、李生达是准奉派,希望主察甚力;荣甲三、李慕颜为中央派，因实力过小,难免被人挤下去,生迭电请助荣部.即此故也。杨星如.王治安、赵印甫、张会诏周玳为阎之嫡派,惟杨、王二人欲离阎自主,野心不小。其余皆为已做.非为阎也。再余如龙泉.光甫.毅如、云青等皆可西可东,毫无主见。生此来查得孙.王二人于吃紧时急烈主张联石打奉,惟对中央尚无恶感。石逆解决后,中央对晋当有善后计划，否则祸根伏下.早晚准是麻烦。徐返并后.星如平日权衡，完全让渡,心中很不痛快。总之,晋将领完全不能合作。
“荣甲三”即荣鸿胪,"李慕颜”即李服膺,他们均为晋系高级将领。荣.李二人虽对阎锡山忠心耿耿,但由上电可知,他俩此时的政治立场倾向于南京政府.与杨爱源、王靖国、赵承绶等阎派正宗嫡系将领还是有差别的。
阎锡山退隐林下,但一直关注着山西的局势变化，太原发生的一举一动都会有人向他报告。阎锡山要求属下对自己绝对效忠,傅作义(字宜生)、李生达、荣鸿胪和李服膺等高级将领的异动让他暗生警觉，以后他重新掌权后对此四人一直采取监视、削权甚至暗杀手段.以维护对山西军政大权的绝对控制。
阎锡山东山再起后.隐忍了几年。民国25年( 1936)2月,他先将与蒋介石来往密切的李生达暗杀;民国26年( 1937)10月,再将李服膺借兵败的名义按军法处决。傅作义机警而善谋断.他多次躲过阎的暗算.并尽量在外带兵以摆脱阎的控制，得以善终。荣鸿胪系纠纠武夫,在其失去利用价值后,于抗战开始后被阎解除了所有职务。由此可见,阎锡山为了巩固统治而不择手段,在排除异己时表现得心狠手辣、拎酷无情。
民国19年( 1930)以后.荣鸿胪一直担任太原警备司令。 “九一八事变”后,一致对外.抗日救亡的呼声日益高涨，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府不得不捐弃前嫌,于民国21年( 1932)2月任命阎锡山为太原绥靖主任,荣鸿胪兼任太原绥靖公署参议。
荣鸿胪对阎锡山尊崇有加,一向按阎的意愿行事.对阎本身并无成见，但与杨爱源、赵承绶等五台籍将领素有芥蒂。阎锡山对杨爱源等五台同乡另眼相看.天长日久,阎锡山对荣鸿胪的态度慢慢就发生了变化。
纵观阎锡山的高级军事将领,绝大多数都是保定军校毕业的保定系军官.比如杨爱源荣鸿胪.商震、孙楚、王靖国、赵承绶等人,莫不如此。“学会五台话,就把洋刀挎”是一句流传甚广的话.是说阎锡山喜欢重用同乡五台人，杨爱源.赵承绶是间的五台同乡,因而深受重用和赏识.是正宗嫡系。
杨爱源老成稳重、善于用人,最先得到阎锡山的器重，是正宗嫡系中的领袖人物;荣鸿胪相貌魁梧、酒脱倜傥、性情刚烈,他凭借雄才大略跻身于嫡系中的旁系。杨爱源的军界资历与荣鸿胪相差不多,都是保定一期生,但升职速度快、担任职务高.这就引起了荣鸿胪的不满。在山西军政界.杨爱源和荣鸿胪双方的明争暗斗已成为公开的秘密.他们之间往往因一件小事争持不下,常得由阎锡山亲自出面仲裁才可。
民国9年(1920)夏,保定军校受直皖战事影响而--度停办,在校第八期生如王辅、李涛、马延守等40余人暂住在学兵团内,希望由学兵团团长荣鸿胪介绍工作或留在学兵团内学习。荣鸿胪听人说杨爱源有意利用这批学生给他制造麻烦,便找到阎锡山建议让教导团收容训练.以免与杨爱源发生误会。不久.战事结束.这批学生重新回到保定军
校上课,才算化解了矛盾。
民国14年( 1925)夏,段祺瑞边防军中有60多位连.排长被遗散,有袁庆曾.李俊功、张乐亭等人。他们来到太原的学兵团,表示愿意留在山西服务,人编晋军。荣鸿胪看到来人较多.深恐上当,便称学兵团一时难以安置这么多人,让他们找杨爱源安置。袁庆曾等众军官为示好荣鸿胪.便称杨爱源不能容人，故未前往。荣鸿胪心中高兴,经请示阎锡山，允许将这批人按候补排长的名义暂留学兵团帮助训练学员,月薪30元,待以后陆续补充任用。
同样，杨爱源对荣鸿胪常有掣肘的情况发生。民国17年( 1928 )底，杨爱源任察哈尔省主席时.荣鸿胪举荐的浑源同乡栗适敬任省府秘书长,栗氏因工作拖沓惹得杨爱源大怒,差点将其撤职查办。民国18年( 1929)夏,北方军官学校毕业骑兵科的学生分配到赵承绶任骑兵司令的骑兵部队.赵承绶是杨爱源的老下级.与杨爱源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对荣鸿胪训练出来的北方军官学校毕业生歧视排斥,一 概不予提拔重用。
阎锡山对荣鸿胪与杨爱源之间的矛盾非常清楚,他在抚慰双方的同时.利用一方牵制另一方,达到一种力量平衡。杨爱源性情温和.对阎惟命是从;荣鸿胪个性倔强.对阎忠心耿耿，但脾气上来时桀骜不驯。后来,荣鸿胪和杨爱源矛盾日益激化，阎锡山选择重用稳健的杨爱源.对荣鸿胪渐有疏远之态。
民国24年( 1935),国民政府实行新的授衔制度。当年4月2日,阎锡山被授予陆军一级上:将;12月10日。杨爱源被授予陆军二级上将。民国25年(1936)1月23日,荣鸿胪被授予陆军中将,7月，被授予国民革命军誓师十周年纪念勋章。
民国26年(1937)5月底,太原晋祠发生了一起离奇中毒事件.牵沙到荣鸿胪.傅作义等山西军政大员,这给晋祠蒙上了一层扑朔迷离的神秘色彩。
傅作义是山西荣河(今山西省临猗县)人，以能攻善守的军事才能著称于世,军功显赫而少趋奉.这就使阎锡山对他猜忌较多。民国25年( 1936)冬，傅作义(时任第三十五军军长,绥远省政府主席兼全省保安司令部司令)指挥了在绥远的对日伪军作战,取得了百灵庙大捷,享誉全国,受到南京国民政府明令嘉奖,成为晋绥军高级将领中的“亲蒋
派"标志人物。
山西省和绥远省都属于阎锡山的势力范围,傅作义虽贵为绥远省主席.但仍属阎锡山的节制。傅作义功高震主，且一直受蒋介石拉拢,这让阎感到如芒在背,极度不安。因此，阎锡山将傅视为潜在重大威胁,一直伺机对傅进行打压.并设法消减其影响和权力。民国26年(1937)5月,傅作义回到太原向阎锡山汇报战果,阎锡山命太原警备司
令荣鸿胪代他在晋祠陶然村为傅作义设宴庆功，孙楚.王靖国.杨效欧(时任三十四军军长)等晋军高级将领作陪。陶然村是荣鸿胪在晋祠建造的一座私人花园.是他与山西军政要员们的设筵欢聚之所。在这次庆功宴结束后的当天晚上。回到家中的杨效欧军长突发急病,三日后身亡。太原城内,一时盛传“杨代傅死”之说。
据阎佩玖先生于2008年在《宁夏文史》第19辑发表的《阎锡山部军长杨效欧暴死和李生达被刺的内幕》中称:“杨效欧猝死的原因,是当了傅作义的替死鬼。...阎锡山在傅作义返回太原向他汇报时,他就暗地安排.表面上是由几个主要的军师长们设宴为傅庆功,暗地却密布太原卫戍司令荣鸿胪代他主持宴会.事先准备一杯慢性毒酒,首先向傅作义敬酒。傅在接杯后，立即将酒转给杨效欧。因为这一年正值我红军从陕北经山西北上抗日,部队行经晋西北兑九峪时.被阎锡山事先派遗的杨效欧率部抗拒,使红军先头部队遭受阻击而撤退。傅作义在向杨效欧敬酒时说了几句客气话:‘我虽然在百灵庙取得胜利，但是如果没有你在后方打了胜仗，我也不敢贸然出兵，这杯酒应该你喝。'在傅的殷勤致意下.杨效欧就接杯喝了那杯毒酒。荣鸿胪虽眼看着杨效欧喝了毒酒，而毒酒又只准备了一杯,只好佯装不知。杨回家后,在半夜间突然毒发,未及抢救而亡。”
据陈长捷将军于1964年7月写的《蒋阎争斗中的李生达之死》中称:“一日清晨,我和杨同列参加阎的朝会训话,见杨效欧神采奕奕,谈笑风生,健旺绝无病容,隔两日传闻已暴卒，医云.急症’，而不名其实。视殓者传说其脸面和肤及指均发黑.近似中毒。何由急病?家属说晚间从晋祠宴会回来发病的。传闻，是日太原警备司令荣鸿胪在他的晋祠别墅宴请晋绥高级将领,傅作义适从绥远来太原，后至.特虚首座以待。傅到未肯就首位,拉起杨,将其推开而占了杨的座位。因为都是同学,杨亦不拘即就于傅位。逮杨暴卒，有人窃议傅得苟免，而杨为“替罪羊'。”
陈长捷是李生达属下的师长,他认为“当时阎、傅的矛盾确实十分尖锐，且达到互不相下的表面化”,但阎锡山不可能将毒杀任务交给荣鸿胪这样的豪迈军人去办,他认为:“阎不得不默运阴谋。当然,不是荣鸿胪承旨对傅设宴谋害。阎也不便以这等暧昧任务交付十分浪漫粗犷的荣鸿胪去办。”
杨效欧暴卒后,引起了傅作义的高度警觉。他担心遭受不测,派副官长朱命三偷偷买了欧亚航空机票,一反常态地与阎锡山不辞而别.紧急离开山西,飞往北平。从此之后,阎,傅二人更加相互提防，变得同床异梦了。
民国26年( 1937),“七七事变"爆发，山西成为日军率先侵略的前沿省份。山西被划为第二战区,阎锡山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指挥了忻口会战,给予日军以重创。
在太原，阎锡山为了应对日机的突袭，委派太原警备司令荣鸿胪兼任太原防空司令,进行防空军事布署。荣鸿胪获任后，举行了大规模的太原防空大演习,在演习前向士兵们训话.申明演习的重要意义。
忻口会战失败后,太原无险可守，面对日军的合围.晋绥军大部和山西省军政机关被迫提前南撤。11 月,傅作义(时任太原城防司令)率第三十五军残部及第十三军余部防守太原,在东路、北路两股8军的强势进攻下,力不能支,被迫突围，太原沦陷。
随后.阎锡山以作战不力的名义,将荣鸿胪免去本兼各职。从时间及其重要性来看，荣鸿胪的解职与杨效欧事件不无关系,荣鸿胪很有可能被阎锡山当作替罪羊,用“一石二鸟”之计拿下也未可知。
此后,荣鸿胪彻底失势，退出了民国政治舞台。
抗战期间,荣鸿胪流亡在山西上党一带 3年，然后于民国30年( 1941 )迁移西安。抗战胜利后,他携全家回到太原。民国38年( 1949),太原在解放军的进攻下摇摇欲坠。荣鸿胪知道阎锡山政权支撑不了多久,-直留在太原，坐等解放。
新中国成立后,荣鸿胪作为统战对象被任命为山西省第一、二、三届政协委员,1955年被增选为山西省政府参事室参事(文史馆馆员)。在参事室期间,荣鸿胪与李志舆合作写过《太原解放前山西历届军事学校概况》的文史材料。
1966年“文革”开始后,红卫兵造反派因荣鸿胪担任过国民党高官,是“黑五类”分子，常将其揪出批斗。9月的一天,造反派将荣鸿胪拉出去揪斗时，下起了大雨,荣鸿胪年老体弱、抵抗力差，回家后就感冒、发烧,一病不起。几天后,这位81岁的老人凄惨离世。
荣鸿胪自幼体格健壮、祟尚武术，把保家守土、建功立业当作自己的人生志向。荣鸿胪喜欢习武，终身不缀，即使从军伍之后，也常习剑练拳，提倡国术（传统武术）。
民国23年（1934），国术大家沈维周、太极拳名家李香远等人由北京莅临太原，受到山西各界人士和晋省国术保进会等机构的热烈欢迎。沈维周担任过北京政府国会议员，师承于陈氏太极拳已故宗师陈发科，精娴杨派、陈派、郝派、宋派等各种太极拳，在国术界声誉极隆，此次应邀来到太原弘扬国术，是山西国术界的盛事，警备司令荣鸿胪、财政整理处处长邱仰濬、警务处长顼道龛、绥署秘书梁化之等山西军政界要人数度出席欢迎仪式和聚宴。
对于弘扬国术的盛举，荣鸿胪一直不甘人后。1月20日，在太原青年会北楼的欢迎沈维周莅临大会上，他作了即兴发言：“中国民族不振原因，在民众不健康；按现在鸦片金丹料面，几乎遍地，此实为民族前涂上最危之点。大家能热心练习，实为救亡图存之要道，至于要学得好工夫，只有苦练勿自足，实事求是，‘不装’、‘不吹’。此外，大家应注意，除了自身练习以外，还要对国术加以提倡领导大家。”（此内容见《山西国术体育旬刊》，1934年，第1卷，第13期，第7页）其所讲内容切中时弊，务求实效，真是快人快语。
1月26日，国术促进会宴请沈维周等太极名家，荣鸿胪等军政要员作陪。宴会结束后，沈维周、李香远、袁秀臣等名家表演了太极拳，其他名家表演了形意拳、八法拳以及枪械类，荣鸿胪表演了剑术。在《山西国术体育旬刊》1934年第1卷中的刊载的文章记述：（荣鸿胪等表演者）“莫不精神焕发，手法纯熟，博得全场鼓掌称赞，至下午三时半始行散会。”
荣鸿胪是一名赳赳武夫，他惯常所说的话就是：“兄弟为一武人，说话无秩序。”但这样一个“武人”，却有着听戏、品茶、赏花、养鱼、训犬、习武等多种爱好，这与他的孔武形象形成鲜明对比。但是，荣鸿胪的爱好不止于此，他的书法很棒，更为可贵的是弹得一手好古琴，艺术素养很高。
荣鸿胪素来喜爱琴事，和好友孙森（字静尘，江苏人，谋食于山西政法界二十余年，曾任特种刑事临时会审处处长等职）过从甚密，常在一起切磋琴艺。民国7年（1918），孙森等琴友特聘川派名家顾荦来晋授琴，并组建元音琴社。不久，元音琴社空前繁荣，荣鸿胪加入元音琴社，并拜顾荦（1881—1936，字卓群）为师，潜心学习琴道。
据民国26年（1937年）5月今虞琴社编印的《今虞琴刊》中《琴人问讯录》一文中记载，荣鸿胪能操弹古琴曲者统共18种，分别是《渔歌》《潇湘水云》《普庵咒》《秋寒吟》《阳关三叠》《平沙落雁》《渔樵问答》《长门怨》《梅花三弄》《山中忆故人》《风雷引》《凤求凰》《高山流水》《孔子读易》《胡笳十八拍》《梧叶舞秋风》《春山听杜鹃》《秋江夜泊》等，其对第1至第14支琴曲最为娴熟有心得，可见其琴艺功力之湛深。
荣鸿胪是古琴的发烧友，他既操弹古琴，又注意收藏古琴及古琴谱。截止到1937年５月，荣鸿胪收藏有唐、宋琴各一张、元琴两张、明琴五张、清琴七张、今琴三张，尤以唐宋两琴为最佳，收藏的古琴谱有《自远堂琴谱》《青山琴谱》《琴学丛书》《德音堂琴谱》等四部，可见用心之专。
山西著名琴家李庆中是荣鸿胪女儿荣嗣贞的小学同学。他记着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放学的路上，常会看到两个威武的卫兵大踏步在马路边上行进，其中一位手牵着高大凶猛的狼狗，另一位抱着一面七穗古琴，引来不少路人的侧目。李庆中从同学荣嗣贞的口中，得知二位大兵是荣鸿胪的卫兵。
荣鸿胪除了心倾古琴，对胡琴和京剧皮黄也很擅长，很有可能还当过票友。荣鸿胪是浑源人，家乡素有在秋收后唱戏庆贺的传统，乡人也大都喜欢听戏；有记载称荣氏父子都是戏剧爱好者，在太原常有在剧院包厢看戏之举。
有一次，荣鸿胪的父亲荣彩藻独自一人去山西大戏院看戏。荣彩藻进入剧场后，好座位都有人先占了，只有较偏的座位。他看到中间位置较佳的座位坐着一个小孩，便将那小孩赶走，自己坐到那个好座位上，小孩无奈，只好找了一个较偏的座位坐下来。
原来，这个小孩是为他的父亲占座的，他的父亲是山西宿儒张籁（字贯三，教育家和藏书家，曾任山西大学中文系文学院院长，与郭象升齐名）。张籁学识博杂，衣着简朴，平时打着绑腿，像个乡下老头儿，他隔一段时间就要去山西大戏院看一场戏，每去时必先使其小儿带一壶温茶去占座，他随后再去。
这次，张籁来到剧场，听小儿子说提前占的座位被一个老汉抢去，便上前一问究竟：“老先生，这原是我儿子给我占的座位，你怎么占了去？……”这时，荣彩藻的随侍人员走过来说：“这位是警备司令部部长的荣老爷子……”自视甚高的张籁就不乐意了，他勃然大怒，大声说道：“啊，拿势压人！”便从小儿手里取过茶壶顺手就向“荣老爷子”砸去，引起一片惊扰。维持秩序的宪兵看到后，从剧场后面端着枪走了过来，张籁这才意识到惹下了大麻烦。此时，楼上包厢内有人高喊：“贯三，贯三……”，宪兵抬头一看，识得是阎锡山的老师，便知这位砸人的老者大有来头，不敢贸然动手。一楞神间，张籁赶紧拉着小儿溜出了戏院。荣彩藻只是被惊吓了一番，并没被砸伤，因自己有错在先，也就没有追究张籁的责任，此事就不了了之啦。
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到，荣鸿胪父子性格强悍，做事高调，不是内敛之人。同时，荣氏夫子均喜欢看戏，热爱戏剧艺术，体现出一种家学传承。
四、荣家花园
荣鸿胪在太原的寓所设在北门街二道巷一号，由于他一向喜欢赏花、养鱼、品茶等清兴雅趣，便在晋祠仙翁阁东北买地17亩，修筑了一个私人花园，名曰“陶然村”，当地人称之“荣家花园”。
陶然村始建于民国16年（1927），建有方形大厅觉愚轩(北大厅)，单檐歇山顶，砖木结构，四周回廊环绕，明柱栏轩，廊宽约2米，用于招待客人们饮茶观景。厅东廊下临莲池，池中植水萍莲数百株，可居高临下，凭栏观荷。厅前台阶下为藤萝架，过藤萝架往南为长形鱼池，中有小桥，连接计鱼亭和西大厅。荣鸿胪遍求名贵花木植于园中，有玉兰、紫薇、柿子、红果、核桃、丁香、榆梅、连翘等，因玉兰花种植面积大，长势茂盛，人们雅称其为“玉兰园”。
荣鸿胪建此园的初衷，是为了讨自己女儿荣嗣谢的喜欢。荣的家乡浑源有一句老话：“穷养儿，富养女”，意思是教育男孩在物质上苛刻一点，可以培养其意志；对于女孩则要满足其物质需求，可以塑造其气质。荣嗣谢是荣鸿胪的长女，自小就受到全家人的疼爱，要什么给什么，被视为掌上明珠，十分娇惯。那时她爷爷喜爱戏园看戏，便常抱着她一起去，她也就喜欢了戏剧。
荣嗣谢在少女时期，在父亲的安排下，进入到学校读书，放学就必须回到家中，不允许外出。随着年龄渐渐长大，荣嗣谢对于外部世界产生了更多的渴求，她每天想到戏园里听戏，或者吵闹着要上“洋学堂”。荣鸿胪认为一个闺女家，在外抛头露面，有损自己警备司令的尊严；他在外面威风八面、言出令随，在家里却管不了自己的女儿，这让他伤透了脑筋。
荣司令遇到为难事，帮忙出主意的人多得是。于是，有人便建议在晋祠南门外购地置园，仿效慈禧太后建颐和园的办法，以此来约束小姐，使之安心读书。荣鸿胪想想也对，便采纳意见，建起了荣家花园。为表达自己闹中取静的心态，他将花园起名为“陶然村”，取东晋诗人陶渊明的“陶然自乐”之意。
陶然村建成后，不但是自己和家人的休闲居住之地，还是荣鸿胪招待友朋的重要场所。琴事是荣鸿胪一大雅好，戎马倥惚之余，他常常会邀请元音琴社朋友们来做客。花园里风景秀美，环境雅致，琴声袅袅，丝竹幽幽，如同人间绝境，使人精神分外舒畅。
荣鸿胪的同乡王荩臣是一位通晓音律之雅儒，多次被邀请聚宴，与元音琴社的朋友们一起吟诗赏琴。王荩臣留下的一首诗，这样描述陶然村美景：
题荣氏别墅
王荩臣
小筑邻悬瓮，村居即隐居。
青山当户牖，水绿到阶除。
吠日原无犬，听琴正有鱼。
人生名与利，到此尽成虚。
民国23年（1934），盗掘慈禧陵墓的军阀孙殿英兵败下野，滞留太原。在阎锡山授意下，荣鸿胪将孙殿英软禁在晋祠陶然村中。
孙殿英是一个有一定影响的落魄军阀，虽然兵败被困，但声名还在，总住在荣家花园里，荣、孙两人都感觉不便。有一天，孙殿英在晋祠镇大宴当地商贾财主，客人到齐后，突然楼门关闭，一队宪队把住了大门。众商贾惊魂未定之际，有人传出话来，说孙将军非常发愁，晋祠的花园虽美，却没有他的落脚之地。众商家议论纷纷，很快有明白人提议共同出资筹款，为孙将军襄助建园。在不到一年功夫的功夫，众人用集资款在晋祠西门外购地十亩，为孙殿英营建了一座私邸，人称“孙家花园”。
此后，孙殿英与荣鸿胪比邻而居，在晋祠“孙家花园”过着半隐半囚的生活，一直到抗战前夕才再度出山。
荣鸿胪常年在山西军政界担任要职，陶然村自然成为他与山西军政大员们的会聚之所。开始时，有些军政大员还会带家眷来游宴，慢慢这些大员的内室们相互熟悉了，也会在丈夫没时间的时候单独去陶然村游玩。她们有大太太、有姨太太、有千金小姐，都是地位显赫的官员内眷。
荣鸿胪非常讲究礼数，他要求荣太太对来游玩官员的大太太，走时要送到大门外，以示尊重；对姨太太或小姐，就不必那么讲究，一律送至陶然村主建筑“梳妆楼”下即可。谁知这么一来，却惹怒了一个人，她就是炮兵司令周玳的四姨太。
周玳早年求学经历与荣鸿胪相仿，都是先入陆军小学堂，再入清河陆军第一中学，继而入保定军官学校，两人同为一期生，只是周玳是炮兵科，荣鸿胪是骑兵科。民国16年（1927），周玳凭借军功，已升至炮兵司令，与荣鸿胪同为阎锡山倚重的得力干员。
周玳在外面风光无限，在家里妻妾成群。周玳的太太虽多，最得宠的则是四姨太，每次他外出时，都会带四姨太一起酬酢往还，颇为欢恰。一次，周府四姨太去陶然村游玩，受到荣府女主人送到“梳妆楼”的待遇，这让心高气傲的四姨太无法接受，她认为这是一种羞辱，一定要办法找回面子。
周府四姨太如果找荣府理论，显然有点无理取闹，但这口气实在难以咽下，那怎么办呢？她想出了一个好主意，就是发誓在陶然村的上首建一座周家花园，让晋祠的水先流入她家的花园，然后再转流荣家花园，其寓意是让荣家喝她的洗脚水。
周府四姨太是周家的实际女主人，她主意拿定后，周玳不敢不从。于是，周府便派人到晋祠勘察地势，栽桩圈地。据说开始时，周府在圈的土地四边用银元一个挨着一个摆了一周，当作出的地价。土地主人看到这种方式很奇葩，听说是憋气买地，故意不卖，于是四姨太又命人在每个银元上加了一层，地主还是不卖。一直加到四层后，地主还想借机哄抬地价，有人出面说合，称这是周太太给你面子，才这么买的，要是周司令知道后生气起来，恐怕落得人财两空。地主想想也是，这才把地让了出来。
周家花园建在晋祠镇南门口，占地25亩，又名“在田别墅”，主体建筑是德隐斋，建军于荣家花园的上首，达到了四姨太“上首洗脚、下首淘米”的目的，算是出了一口怨气。
周家花园内堆一名为“伏虎山”的假山，山顶建八柱圆亭一座，山腰蜿蜒盘俯着白石雕巨龙一条，山脚有石洞三个，山前有一人工喷泉，池边立一石虎呈饮水状，池畔龙嘴底有白石雕罗汉两尊。伏虎山南侧建一石楼，石楼前有泮池、石桥，桥南搭藤萝架，藤萝架下设石几、石凳，供憩息乘凉。台阶下有一四角方亭横水之上，名“枕留亭”，建于1931年，匾额题字是有着“铁笔松风”的著名书法家赵铁山的手笔。枕留亭南偏西，为主体建筑德隐斋，单檐歇山顶，砖木结构，四周回廊设勾栏，雕梁画栋，气势轩昂，风格承袭明、清又有民国时期特点。德隐斋的大厅前后贯通，周家眷属称之为“看花厅”，园内种植有许多名贵花木，厅前台下立有一座两柱牌坊，俗称“金鸡独立”牌坊，是从周玳老家代县拆迁来的。除主体建筑外，还设有附属平房8间以及防空洞、岗楼等防御建筑 。周家花园是晋祠园林中唯一有假山的园子。
差不多同一时期，太原大兴修建花园别墅之风，晋祠位处郊区，风景优美，成为有经济实力的军阀、富户商贾青睐之地。据不完全统计，晋祠除了荣家花园、周家花园以外，还有陈家息庐（陈大姑娘，即陈学俊）、孙家花园（孙殿英）、江家花园（江叔海）、黄家花园（黄国梁）、王家花园（王柏龄）等。这些私人花园在民国时期，每处均雇用数名花工，培育各式各样的时令花卉，装扮在别墅的亭台楼阁周围，羡煞游人。
民国26年（1937年），太原沦陷，晋祠及周边花园被日军所占，日伪太原县警务大队曾在此驻扎。
1949年，太原解放后，山西省政府派王一清为第一任主任，接管了晋祠庙和那些私家花园。其他私家花园在收归国有后，有的成为医院，有的改学校，有的被拆迁，只有荣家、陈家、周家三处花园与晋祠庙一起归入晋祠公园。
晋祠公园，是将荣家花园、周家花园、陈家花园合并而成，这三家私人园林，从园林建筑上说，又以周家为最佳。上世纪九十年代，公园为了完善园内设施，方便浏览观赏，营建军了一条园内除廊，其余都是民国时旧有建筑，陶然村别居一角，亭秀阁明。
现在，陶然村被太原市文物局作为办公场所，外人不能随便进入参观。
五、佚事拾遗
荣鸿胪从民国肇建便投身行伍,为阎督所倚重。在“七七事变”前,阎锡山召开各种军政会议,商议重大决策,荣鸿胪都是不可或缺的主要参与者。他长期负责太原的卫戍警备工作,有逮捕、审讯等特权,直接对阎本人负责,是省垣安全的保障者和刑侦命令的指挥者,权力很大。无论是阎锡山决定清除异己,还是决定搜捕共产党员,荣鸿胪都会无条件地执行。
民国20年(1931),太原爆发了“一二.- -八惨案”,游行请愿的学生被山西省国民党党部开枪打死1人、打伤数人。在河边村的阎锡山乘机命令警备司令荣鸿胪将省党部人员扣押,随后山西省主席徐永昌奉南京政府的指示将这批人员移送郑州审判,郑州地方法院将扣押的人员经宣判无罪释放。不过,阎复出后,借着这次学生运动将省党部查封，将各县的党部悉数关闭,达到了把国民党驱除出山西的目的。民国24年(1935)9月,阎锡山成立“防共委员会议”,荣鸿胪为九大委员之一,采取了一系列的“防共”措施,稳固了阎锡山的反动统治。
荣鸿胪性格耿介,豪爽自负,说话斩钉截铁，很多事情久拖不决,往往得一言而定之,奔门求助者络绎不绝。
民国年间，荣鸿胪筹办建立了浑源旅晋同乡会,他亲任正会长，李书勋、赵煊任副会长,做了不少造福乡梓的事情。上世纪二十年代，荣鸿胪鉴于浑源同乡在省城办事不便，与在并浑籍官员田应璜、栗逎敬等人商议,筹备创办浑源会馆。
荣鸿胪通过各种渠道向浑籍商人发出募集号召后，省内外的浑籍商人争相集资,浑源会馆很快建成,成为浑源人驻省城办事处和浑源同乡议事、交流、住宿的场所。浑源会馆位于太原市精营西边街,为主偏院结构,有宿舍、议事堂(八角楼)、食堂(后院)等,建筑古朴典雅,布局合理。议事堂平面呈八角形,尖拱形窗,外饰精美的砖雕,是太原市具有历史价值的文物保护建筑。
会馆建成以后,浑源同乡在太原就有一个固定的场所,游子们来到这里,如同回到家中一样温暖。无论学子、商贾还是官员,他们均把会馆作为一-个歇息地和中转站,逢年过节，会馆还会演戏和举行各种庆典活动，体现了同乡间的精诚合作和团结互助的精神。会馆的建立，在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的民国时期,为浑源同乡在省城的活动提供极大便利,增强了同乡间的友谊和凝聚力,同时也是浑源商贾兴盛的重要标志。
荣鸿胪还参与过浑源彝器(青铜器)的拍卖活动。民国12年(1923),浑源李峪村一批青铜器出土，浑源县知事谢恩承命令警佐率队没收回19宗(正副35件)青铜器。民国13年(1924),谢恩承知事经和县绅们会商,决定将这批青铜器拍卖,将所得款项用于浑源的教育和农业,为此,专门成立了一个“浑源彝器处置董事会”,里面囊括了浑源县的头面人物以及在并(太原)的浑源籍高官共23人，里面就有旅晋浑源同乡会正会长荣鸿胪。
荣鸿胪久居要职，成为在并浑源籍的领袖人物自不必说,他在省城其他方面同样拥有强大的影响力。民国7年(1918),古琴名家孙森创办元音琴社,荣鸿胪等军政要员给予了强有力支持,使得琴社一经创办,便蜚声三晋。民国18年( 1929),私立山右大学和兴贤大学董事会通过决议,将两所大学合并,成立并州大学,校址设在太原万寿宫。荣鸿胪身为大学董事会副董事长,他与赵戴文、杨兆泰、孔祥熙等董事同仁一 起,为并州大学筹募基金.主持校务、呈请立案等方面出了大力,为教育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民国21年(1932)前后,太原各学校学潮运动此起彼伏,好多学生因思想激进而被捕人狱,山西省立教育学院就常有学生被抓。那时,教育学院院长是著名文豪郭象升,郭象升曾任浑源中学堂总教习,当过荣鸿胪的先生，因此每有教育学院的学生被捕到警备部，郭象升照例派人向警备司令荣鸿胪争取保释,荣氏无有不准。荣鸿胪尊师重教郭象升爱护学生,他们通过私人关系不知保护了多少进步青年,这也表现了荣氏重情重义的一面。
总之，荣鸿胪前半生声名显赫,后半生超然远引，人生遭遇跌宕起伏，充满着一种悲剧式的英雄主义色彩。
相关的民国书刊史料及照片多为张德恒先生提供,特致衷心感谢!
作于2016年9月17日
附录:荣鸿胪在铭贤中学的演讲词
兄弟今天对于"校风方面”要略略的贡献几句，试观古今中外之多数国家,兴衰与否,全视人民智识之程度如何，而人民之智识开放与否,则视其教育发达与否为断，我国从前就没有学校，直至英，法,联军攻北京之后,才有人极力提倡教育,设立学校,以振兴教育为救国之惟一出路,自此才有学校，辛亥革命之成功,亦设学校之功也，然今之学校如何呢?较之辛亥以后的学校有什么不同呢?可以直接的说，今日之学校,办校的成绩远不如从前，为什么呢?试观今日之校风,学生们，不用功于学业，而只图嬉游，整日不务正事，放辟邪侈,无所不为，到考试之时作弊带小抄,只求其分数及格则足了。其他的都不要。毕业之时，学校只要赐给一张毕业证书，这就够了，学生们在学校中,只求学分及格,毕业证书得到手里,这就是求学的目的。而实在之学识，没有得着，真正的本领，没有学成。到社会上是很不能办事的。然而这种自由惯了的学生们，无真正学识:然在社会上,还想得一地位, 这可就难办了，给他大事情作，他没有学识不能胜任，给他小事情作，他又看不起来,所以这般学生，只好闲着成为高等游民，这是现在办学校的成绩。受过教育的学生，成了等的游民，好不可惜!如前
几年一个从太原工业专门毕业的学生，出来不会按汽管子，由此可知，他在学校中受的是纸片教育，而不注重实际练习，这是近年来办学的大错误，中国处此危急之环境下，教育的内容是这样空虚，这是如何的可惜呀!
中国的教育，近年来固然是不良;然而推其远因，则不能不归罪于政治不上轨道,政治既不上轨道，故学校亦随之而不良了，然而;这样的恶现象,就此一往吗?国家的基础在人民,而人民之智识在教育，故教育为富国之源，强国之本,柯不振兴教育，改良学校。然欲改良学校，使其办理有法，学生有实在的学识，能适用于社会服务国家，必须先改良"校风”。今日校风之嚣张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别处的学校兄弟不大明白，至太原的学校，兄弟是很明白，学生之罢课者有之，闹风潮者有之，驱校长者有之，打教员者有之,任意而不上课者，更多不可言，这是今日太原诸学校"校风”之大概，这样的“校风”如不改良，中国的教育无发达之一日，中国的强盛,无达到的希望，这种恶劣的校风，非改良不可，兄弟知道贵校的校风很好，故敢言于此地，在太原学校中,他们的校风既是不良,然而不受别人的批评,指导。你如在其校堂中说其校风之恶，- 般学生,必发怒不已，不定发出什么言论来，毁谤演说的人，所以因此一来，人都不愿对校风发表什么见解。贵校开办，已有十年之历史，总没有起过风潮，这是很好的现象，希望诸位同学,要使这种精神贯澈到底,那才更好呢。
中国之教育欲想发达，必须先整顿校风，在山西办教育,兄弟以为对于体育,应当特别注重，因为山西的人种太软弱，与他省人比较起来,则不如人家强壮,这是很不体面的一件事情。所以在山西办教育,设学校,尤当注重体育，推究山西人软弱的原因，有多种，而其中很著者: (一)西人不耐劳。西人不耐劳的原因，是从前山西省特别富庶，人民多营商海外，或外省,赚钱很多,以后则不劳而食,久之遂养成了一种不耐劳的恶习惯。(二) 西人
之吸大烟，丹者过多,大烟金丹，皆为有害之物，吸之过多,则有损于神体。(三) 西人好缠足，缠足之害，人皆知,非有害于自己，且有损于后代，此亦山西人软弱之一因也。现在固然是好的多了,但是有的地方，还没有办到。(四) 西人好睡热炕,睡热炕亦是有害于身体的与健康的，故此亦为山西人软弱之-大原因。 兄弟从前为学兵团之校长时,每年招考学生,在检验身体之时,本省人的体格,总不及外省的好，故弟对于此项,颇为明白。知道山西人的体格差次。故有见于此，以为山西教育,应当特别注重体育。此次华北运动会，山西之失败,兄弟以为是应当的，因为失败之后,才知提倡，才知体格不好，是我们的最大差耻，应当极力振作起来挽救才好。
此外，兄弟对本省的天然富源，亦要说几句，山西省之平原少,而山地多,农业不振，而矿产则非常的多,最著名者为,煤,铁,煤油,等，这几种的天然矿产最为丰富,如果有方法尽量的开采出来，则山西之富不可言状矣。望诸位同学,要努力，勤苦,用功，勉励学业而尚实在的练习,不要只受那纸片的教育，要励求实在,以备来日贡献社会，服务国家，兄弟讲演就此为止。
原刊《铭贤校刊》，1929年，第8卷,第1期,第9——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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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此邦犹是旧山河：浑源近代轶事》 作者：韩众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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